垃圾分类难在何处丨完整视频 · 新闻调查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也不用罩子罩起来了,就直接两个桶,标识搞清楚。

 

解说:从今年2月开始,推动垃圾分类就几乎成为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杨雷每天的全部工作内容。这天,他来到沙嘴村,是检查垃圾桶的摆放位置。垃圾分类实施后,这个村计划将原本90个垃圾投放点减少到22个。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搞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这样就很集中,让大家首先知道,这个村要搞垃圾分类,要撤桶并点,那么他就会主动去看,我在哪里投。

 

解说:今年8月27日,深圳市政府将《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提请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这也标志着“强制垃圾分类”在深圳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我们的理解所谓强制,就是要进入法治化的轨道,就是全体社会,全体公民,所有的单位,都要去做垃圾分类,做环保,我们现在一方面在配合人大,在启动立法,立法草案已经过了人大的一审,顺利的话,可能年底前,就能够作为特区法规正式出台。

 

解说: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生效,让这座2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全国率先进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

 

解说:穿着马甲的工作人员在定点投放的垃圾桶边严阵以待。小区的住户们意识到,扔垃圾,不再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

 

解说:社交平台上,数不清的文章使用了“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人”等戏谑的表述。“猪吃不吃”、“拎得清”、“日理万圾”等调侃词语出现在网络中,垃圾分类,成为人人关心的事。

 

解说: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共有3个城市开始实施强制垃圾分类,中国似乎在一夜间进入垃圾分类时代,而事实上,在中国,垃圾分类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自然科学 博士

李皓:这个旁边就是可回收的塑料,像这些酸奶瓶子都是洗碗的时候就跟着洗干净了,比如说牛奶,洗碗的时候跟洗碗水一块洗了,这就是可回收的,可回收的上面有标识,有一个三箭头的循环标识,这些都是洗干净了。这个桶还是1997年胡劲草他们到我家里面,还是那个桶,就是那个时候用的,这就是没办法回收的,就是可燃的。

 

解说:李皓博士是中国最早推动垃圾分类的学者之一,1997年《新闻调查》播出《垃圾分类难在何处》时,她刚学成回国。当时,她就在家将垃圾分类进行摆放。

 

自然科学 博士

李皓:这个比较长的,全放废纸。各种各样的废纸片全在里边。到时候一个礼拜,就把它集中起来提溜去送给捡破烂的人,这里就是饮料罐,瓶罐,还有可回收的东西。这些全部是塑料包装,单独投放在这里。这里边就是有机垃圾,扔掉的垃圾,可以腐烂的垃圾。

 

解说:李皓说,在90年代末,虽然公众对垃圾分类很陌生,但其实,在中国早已有之。

 

自然科学 博士

李皓:垃圾分类是中国最开始,1957年。

 

解说:1957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城区将分类收集垃圾》和《为什么要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其中提到,北京市垃圾成份有炉灰(约占53%)、有机垃圾(约占40%)和废品(约占7%)。这些垃圾分类后,可以用来制造空心砖、积肥、废品回收。

 

环境史 博士

毛达:当时我觉得就是它是属于物资匮乏的年代。他要通过垃圾分类为我们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提供原料。当时在物资或者说我们对原生自然资源开发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这块特别重要,这块我就觉得跟西方历史几乎是一样的。在他们工业化的过程当中早期也特别依赖城市消费,消费市场产生的废弃物。慢慢慢慢可能开采原生资源,可能成本更低,或者是能力更强,就放弃了。

 

解说:当时,国营的再生资源回收中心很快在全国铺开,高峰期,全国有回收网点20万个,从业人员40万人,加工企业450个。

 

李皓:但是很遗憾的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像这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全部市场化以后就解散了这个国有企业,全国大规模的就没有了,所以20年前中国就成了一个处理垃圾的大空白,

 

解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消费时代,人们精打细算的生活方式逐渐发生改变,垃圾量也随之急剧增加。

 

解说:199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其中第37条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并积极开展合理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应当逐步做到分类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2000年6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厦门、桂林、南京被确定为全国首批8个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各地也都陆续将垃圾分类纳入地方法规。

 

环境史 博士

毛达: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时候,主要是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国际趋势,因为我们处在发展中,而且发展水平也比较低,那个时候很多社会发展理念都是看国际,看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做很多事情我们都在学习,其中有一点在环境保护领域,他们在做垃圾分类,但是他们做垃圾分类的原因我们那时候并不是说那么清楚,但是我们花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其实体会到了为什么二十年前发达国家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问题的矛盾突出程度不是那么尖锐。

 

解说:毛达,在环保领域也被称为“垃圾博士”。从2004年开始,他持续在民间探索推行垃圾源头减量与分类回收,积极推动垃圾分类。

 

环境史 博士

毛达:20年前提出来首先是政府提出来的,并不是说其他的主体提出来的,既然提出来的就提升了大家的一个期待。但是背后政治决心变成政府一个必须的职能,以及配套相关的一些措施,或者说把技术方面的东西想好,都没有那么快。

 

解说:2002年5月,在深圳成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2年后,《深圳市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实施方案》印发。

 

杨雷:从2000年到现在,从垃圾分类这个历程上来看,大概有这么三个阶段,一个是从2000年到2011年,这11年间,虽然时间说起来很长,但实际上那个时候真正的建立了这么一个分类的概念理念,特别是明确了像电池,灯管这类,它是有害垃圾,像纸张、塑料,它是可回收物,资源类垃圾,仅仅如此,

 

解说:2000年,深圳市的垃圾日清运量接近5000吨。与1979年立市之初的7.5吨相比,增加了666倍,但对于当时的深圳来说,填埋可以充分满足城市的垃圾处理需要。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场长

周超:它是1992年选址,那么在22年前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人迹罕至的一个峡谷地带的山谷,当时是填埋场选址的最有利的一个位置,但是因为这个城市的快速扩张,22年过去之后,整个城市的,它现在就位于整个城市的版图的正中心,最近的居民区直线距离是不足1.8公里的。

 

解说:占地145公顷,堪比深圳莲花山面积的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是全国第一个垃圾卫生填埋场。在此之前,中国的垃圾处理大多是露天堆放,垃圾山遍布全国。新闻调查1997年播出的《垃圾分类难在何处中》,也记录下来那些离北京城仅十几公里的垃圾山。

 

李皓:我1986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挺干净的,没有一次性用品,我1995年回来以后到处都是一次性用品,大家用了以后就扔了,随便就乱扔了,但是当时中国有一个困惑,没有其他技术,北京都没有一个正规的填埋场,别说垃圾焚烧发电,根本就听都没听说过,20年前的,北京是这样,全中国基本上都是这样。

 

解说:1995年,李皓在德国取得免疫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国,看到北京街头巷尾无处不在的垃圾堆,她决定身体力行,向公众普及垃圾的污染危害和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李皓(1997):垃圾里边,我们现在装修的东西,油漆、还有很多清洁剂,还有最讨厌的就是电池,里边有有毒的重金属,全部倒在我们的垃圾里边。到底垃圾该怎么办呢。

 

解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一年后,1997年开始,一些垃圾分类试点小区陆续在全国出现。北京朝阳区的红庙北里小区就是当时的试点之一,但两个月后,垃圾就又混合在了一起。

 

纪实:这是投放纸屑的,这里面什么都有。塑料。

 

解说:即便是分好类的垃圾,接下来如何清运处理,试点小区的居民们也完全不知道。

 

李皓(1997):老百姓愿意,环卫局愿意。两边都愿意的话,大家都有这个愿望,中间到底缺什么环节,为什么做不起来,采访先还有回收部门的困难,还有回收以后去向,消纳的工厂的困难。

 

李皓:很多地方他推出,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他都后面的哪个企业来接都没考虑,就是让老百姓你得分,分了以后结果发现来了一辆车,把四个桶里边的分好的全部倒在一起,这个对老百姓打击特别的大,老百姓说形式主义,问题就在这里。

 

解说:无论是否分类,垃圾问题一直在持续增加,露天堆放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于是,各城市都在偏远的峡谷和深山中,建起了一座座垃圾填埋场。毫无疑问,填埋场很快也会无法满足急速增加的垃圾。

 

解说:2000年进行垃圾分类试点的8座城市,很快就无果而终。2005年,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提出,深圳应该重新推行垃圾分类。

 

深圳市人大代表

肖幼美:我就要求城管深圳市应该按照国家国务院的有关的政策精神,能够实行垃圾分类,当时城市城管局就啼笑皆非的,就觉得垃圾分类怎么可能,他们就觉得这肖代表这种建议我们做不到的,所以在回复的过程中就搪塞我。他的意思就是做不到的,我们分不了,你前面分了,我们后端我们也处理不了。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在垃圾分类这个上面,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的争论的,那个时候很多,包括我们自己行业内的同志,有些同志都认为,垃圾分类还没到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能力,人们的这种环保意识,可能还不够。像那个时候的分类,强调的是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那么可回收物这一块,实际上那时候卖废品的这种驱动力是很强的,我记得92年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一个啤酒瓶可以卖0.25元,基本上都不会把它扔掉的,都是整箱的卖给收废品的这些人员,那么有害垃圾,没有处理的方式,没有处理的渠道,分出来也是,实际上也是没法处理的。

 

解说:2000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18亿吨,而5年后,到了2005年,就达到1.56 亿吨。这些生活垃圾,有44%进入卫生填埋场,29%被简易填埋,5%被焚烧处置,2%被堆肥处理,另外20%被随意丢弃、倾倒。垃圾围城的现象出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城市。

 

解说:在过去40年间,我们的城镇垃圾清运量以平均每年5.7%的速度增加。一座座垃圾填埋场被迅速填满并超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可进行垃圾填埋的土地不断减少。

 

解说:早在1985年底,深圳市着眼未来城市发展,从当时代表着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日本三菱重工,引进了中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厂,清水河垃圾焚烧厂,1988年10月正式投产使用。

 

原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 党委书记

许楚广:当时这个设备总共花了是4700多万。因为当时深圳还是很穷,刚起步,这4000多万相当当时占了深圳整个GDP百分之一点多一点。目的也是通过了引进的话,能够为中国在垃圾焚烧事业来趟出一条路。

 

解说:清水河垃圾焚烧厂的建成和运行,拉开了中国利用焚烧技术处理垃圾的序幕。

 

原深圳市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 党委书记

许楚广:我们当时热值很低,尤其广东这一带喜欢喝汤,汤汤水水导致热值低,下雨天的时候,然后垃圾车拉了后面头来装,倒出来都是水。当时来参观中国就是大中城市参观的人很多。所以当时人家这个观点就是说,他们的垃圾烧不起来,没法烧,只能填埋了。烧得起,又养不起,费用太高。

 

解说:实际上,对于当时的深圳来说,垃圾填埋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在建成之初,每日可处理300吨的清水河垃圾焚烧厂,并不需要满负荷运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速增长,2005年前后,深圳市日清运垃圾超过8000吨,清水河垃圾焚烧厂也从最初的日处理300吨增加到450吨,每日超负荷运行。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的深圳,开始建设新的焚烧厂。盐田焚烧厂和宝安垃圾焚烧厂相继投入使用。

 

杨雷:因为焚烧厂是一种垃圾处理的兜底性措施,比方说作为环境卫生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必须负责任的把每天产生的垃圾,把它处理掉,不能造成堆积,不能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如果我们手上没有一定的处理能力,仅仅的是寄希望于填埋,寄希望于分类,就能够减少垃圾,这是不切实际的,所以我认为,建焚烧厂,发电厂,因为它也是一种资源化利用的方式,确实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解说: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提出要减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优先采用焚烧处理技术。计划到201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解说: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并没有完全获得公众的支持。深圳目前在建的东部垃圾焚烧厂、宝安三期垃圾焚烧厂和南山二期垃圾焚烧厂,最长的选址历时12年,才得以落地。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副局长

杨雷:可能早期本世纪初,可能深圳人口密度还没有这么高,那么后面最近这几年,人口的密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因为深圳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再有人们这种环保意识,自我维权意识,也是提升的很快,垃圾焚烧发电厂,是一种典型的邻避设施,社会都需要,但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在自己的旁边,因为过去像垃圾处理设施,无论是转运站,填埋场,还是早期的焚烧厂,带给人们都是不那么愉快的印象。整个厂区里面,垃圾车的道路上,这种滴洒的污水,形成的臭气,那都是让人很抵触的。

 

解说:2009年,广州番禺和北京阿苏卫的焚烧厂建设,就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反对。

 

吕志毅:我们政府是支持番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不然的话,如果不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番禺2012年,也就是两三年,垃圾就围城了。

 

卫潘明: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所有的垃圾处理设施,容量就没有了。那时候就面临着垃圾没有去处。那肯定就垃圾围城了。

 

解说:广州番禺最终将焚烧厂选址改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北京阿苏卫则直到2015年才重启了焚烧厂项目。

 

毛达:如果说整体上我们垃圾管理没有一个变化的话,他不就是挪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果说焚烧管理还是不是那么好的,我们垃圾产生质量就很差,混合程度没有改变的话,那不就是造成另外一个地方的危害吗,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污染的转移,或者说一种社会不公平的体现。

 

解说:无论是填埋还是焚烧,无论是否支持焚烧,都必须面对垃圾处理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关注点又回到垃圾分类上来。

 

环境史 博士

毛达:广州番禺就是最典型的。他们也觉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垃圾没地可去,我们垃圾没减下来,所以当时在两年当中他们跟环保组织一起合作,搞了一些他们小区本身的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工作。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呢,两个结果,有一些就会发展成职业的团体,不光是在做自己社区的工作,我还关注更大范围的。还有一个结果就是当焚烧这件事情不再成为压力的时候,不再成为他们问题困扰的时候,就恢复原来的节奏。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发现,你一个小的社区,一个小的环境的这种分类工作要取得真正的实效,一定要跟大的系统匹配,要衔接。这个衔接简而言之就是说你分出来的东西要有收集运输和处理设施,当时很多的社区有心去做,而且开始做了,但是做到一定阶段发现外部环境,他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

 

解说:2005年,深圳市人代表肖幼美实行垃圾分类的建议没被采纳,4年后的2009年,他把垃圾分类的提案再次拿了出来。

 

肖幼美:现在我们去焚烧炉去看,他抓斗一抓斗起来,你看那里面矿泉水瓶的,麻袋片的,塑料的,刀具的,树干树枝的,建筑垃圾的,所有的餐厨的,恨不得全在里面,他一抓都抓出来,就放到炉子里烧。我们有的政府官员们提出全量焚烧的概念,我们认为是不对的,你说现在每立方米燃烧值,最后出来的多少,微米的二噁英这些,你跟老百姓讲,老百姓怎么来理解?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全量焚烧,还是要把希望寄托在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最后可回收的利用率大大的提高。垃圾就减量,

 

解说:这一次,肖幼美的建议得到了政府的积极回应。

 

深圳市人大代表

肖幼美:后来我给他们建议就是说,你哪怕做些试点,你说难度很大,我们先试一下。我们先小规模的我们试一试。试了以后如果说困难在哪里?难点在哪里?能不能继续推,我们再来看。结果他们就采纳了我这个建议。

 

解说:在深圳市推进试点的过程中,2011年,国务院批转住建部等16个部委意见,启动了新一轮的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试点工作。

 

杨雷:这种指导意见就很明确,要求分类家庭的厨余垃圾,所以当时在深圳也布局了46个厨余垃圾小型处理机,这些小型处理机,有些就设在住宅区,有些就住在垃圾转运站,但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搞了一段时间,发现都不行。它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小型处理机它的技术问题没有突破,每一个小型处理机,成立一个小的污染源,

 

解说:厨余垃圾处理实验失败,500个试点小区也陆续停止了分类。垃圾分类再次戛然而止。

 

肖幼美:那么刚开始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再加上政府的补贴也跟进,物业管理也积极性提高。只能说是初见就分类,大家有个意识了。但是真的后端主要在责任在全链条,责任还是在政府。因为他也没有想好,也没应对好,也没有任何的好的措施。所以一直就是这么过来,

 

毛达:因为我们在一段时间过于依赖混合处理技术,因为它好像可以延缓问题,或者是把这个厂子建的更遥远一些,或者说是原来的填埋不行,烧在感官上你直接的冲击就少了,对大多数人来讲,对当地人可能不是这样,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如此。一方面这些技术投入非常大,本身也限制了商业领域、企业家们去做新的技术,多元的技术,所以这个会跟我们的政治决心和政府这种转变是相关的,它是一个导向,如果长期导向没有在多元和分类处理的话,商业进入也少。

 

解说:2015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总量超过1.91亿吨,其中63%进入卫生填埋场,34%被焚烧处理。相比10年前,以垃圾填埋为主的处理方式,垃圾焚烧厂逐渐成为生活垃圾主要垃圾处理方式。

 

解说: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于垃圾分类,首次由“鼓励”改为“强制”。在经历了多年的原地踏步后,中国的垃圾分类迎来了最强有力的政策推动。

 

环境史 博士

毛达:我觉得就是高瞻远瞩,或者说也是在15年这个节点上,我们过去垃圾管理当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的欠账也到了一定的阶段。不光是环境问题,也上升到社会稳定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也搞得地方政府焦头烂额有些地方,因为焚烧厂的问题或者其他一些争议的问题,  到那个时间段的话,社会的共识也有,就是我不管怎么着,焚烧怎么发展,我们都应该先把减量和分类摆在更优先的位置,因为我们过去十几年没有提到这个高度的时候,主管政府部门是可做可不做的,自己都没有一个约束,如何我们建立全社会自我约束,把这个事情真正下决心去做到。还有就是其他国家做成的必然都包含有强制因素在里面,法治因素在里面,制度因素在里面,而不只是说一个号召,一个运动而已。

 

解说:2017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解说:今年2月,深圳市发布《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规定(草案)》,公开向公众征求意见。

 

肖幼美:从城管的角度考虑,我们当务之急先把投放这个环节,政府加以行政干预立法来解决。后面他们提交出来了以后,大家争议很大,2月份的时候还没有上到人大就被否决掉了,如果光从城管角度来考虑,可能就有点不谨慎,你政府你认为你后端都已经跟上了,但是是不是完全依法了办事了?那么再回收利用,在最后的处置,也应该有一个是全链条的立法,可能这样对一个立法来说更严肃。

 

解说:全链条的《深圳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草案)》提交审议后,小区“楼道撤桶”在讨论时则引来了争议。

 

许楷楠:你现在楼层没有撤桶的是哪个小区。

书记:就住在我们这个旁边一个聚豪园。

 

张主任:这是我们门前的垃圾桶放的位置。

许楷楠:明白明白。一共是多少层楼?

张主任:12。

 

解说:深圳的大多数住宅小区,每层的楼道中都会放置垃圾桶,方便居民投递垃圾。

 

肖幼美:实际上楼道放桶,我们说历史上就是深圳一个毒瘤,这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这样导致造成的。你就方便了居民,但是你造成的恶果是什么?你现在要分类,你怎么可能?所以讨论的时候大家也比较激烈。大部分有的领导干部们都认为楼道不应该撤桶,已经都人家建设房子的时候,楼道都给你设计了垃圾桶的地方,你怎么说?我们说你错了,楼道所谓的那些空地,它是一个消防通道。不发生灾害的时候,谁都无所谓,是不是,如果出现安全风险的时候,那集体买单,不应该的。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 主任

陈继东:像现在在深圳来讲,基本上我是个人认为百分之九十九十九的人都知道要做垃圾分类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知晓率很高。但是具体是参与实践坚持的很少。当时我们想半天,总觉得你该怎么分成设施摆上去过后,老百姓参与率不高,然后参与不高该怎么办?我们派个人到那告诉你该怎么分。

 

解说:印有各类分类标识的垃圾桶进入了梅林一村。其中,厨余垃圾实施定时定点投放。

 

梅林一村 居民:塑料袋都省了。你别照我,我跟你们说,真正解决问题是什么问题现在最大的。就是塑料袋。

 

梅林一村 居民:我在家有几个口袋,一个是厨房垃圾,一个是塑料,纸盒另外放一堆,玻璃放在旁边。最早的时候没有分类,合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很不好,这样好一些。

 

解说:晚上9点,小区的厨余收运车开始按点位回收厨余桶。

 

深圳市梅林一村管理处

叶燕君:我们现在目前平均大概是25桶左右,120升满桶厨余垃圾。送到我们垃圾中转站之后,有专门收厨余垃圾的公司专门运走,也保证说每一个投放点厨余垃圾是不过夜的。时间一结束之后垃圾一定会离开这里。

 

解说:可以预见的是,深圳强制垃圾类法案通过后,全市的3600多个商业住宅小区,将同时铺开梅林村式的垃圾分类模式。杨雷副局长告诉我们,这些小区仅仅只能覆盖深圳的七、八百万人口。还有过千万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中。

 

杨雷:城中村确实是垃圾分类的一个难点,绝大多数的城中村,它的环卫方面的清扫保洁,包括垃圾的收运,实际上都是由财政委托社会化的清扫保洁企业,去完成的,这个跟物业小区里面,由业委会聘请的物业公司去完成,它是不同的。

 

解说:今年7月开始,深圳市政府投入1.3亿资金,对居住着2万人口的后瑞村进行治理,每2000多人设置一个垃圾投放点。

 

深圳市航天街道后瑞村

吴超凡:整个生活垃圾大概将近40吨左右,通过减量分类以后目前有35吨生活垃圾,基本上只有5吨垃圾废弃家饰、家具、易拉罐、厨余垃圾分出来,每天大概5吨左右。这个量也不少。

 

解说:根据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深圳每天产生的28600吨垃圾中,已经有近8600吨不再进入填埋和焚烧的处理系统。

 

陈继东:我们最终极目标是把全链条管理,我经常讲分类的难点指在投放,重点在处理。我分出来没法处理,他的分类没法支撑。你不能说欠他们有钱分后纷纷出来,我又分到一起去处理,那是不可行的。就是要把分类四分体系完善建立起来,处理设施的建设。

 

深圳源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邓友伦:那你们把这些书本啊,把它收集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些书籍呢,还可以做二次利用,不能把它进入到废纸里面,

 

解说:2017年,深圳确立九大生活垃圾分类分流体系,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2018年,在各区建起了垃圾处理分拣基地。

 

邓友伦:我们塑类和纸类基本上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车辆分捡好以后直接拉到东莞,那边有末端,像纸类加工厂、塑类加工厂他会跟我们接收,像玻璃我们就要拉得远一点,主要现在有两个点,一个是肇庆,还有一个是佛山,分别由两个场,他们是按颜色跟我们接收。

 

深圳衣旧情深环保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钟志荣:真正推行应该是在2017年上半年,每个小区必须要配套这样一个旧物回收箱,这个政策推动下,现在深圳覆盖面比较广。我们现在合作企业大部分都在外省,包括江西、山东、河北,这些都有。

 

深圳市利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杨玉华:现在厨余垃圾这一块,已经开始收了,只是量还没有那么多,我们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是一个臭气垃圾,再就是污水,再就是沼渣,如果堆肥厂它需要,它就来运走一部分,如果说不需要,我们就只能进填埋场。目前是填埋场的比较多。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场长

周超:目前的库容也就支持三年左右的时间。

 

解说:当年人迹罕至的深圳市下坪垃圾填埋场,后来有十几万居民生活在旁边,2014年,填埋场的恶臭遭到周边居民1500多宗投诉。之后,下坪填埋场做了全国第一个全密闭模式的填埋场。

 

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 副场长

罗鹏:2014年那次超标之后对我们提出整改,我们实施应急除臭这个项目,你看这些都是低于20的,这些都是合格的。

 

周超:它的除臭控臭的水平,就是说每年它都能做到,全年365天达到稳定达标的,目前也是,国内应该是唯一的一个。

 

解说:保证“达标”,也意味着巨额财政资金的投入。2018年,下坪填埋场用于垃圾填埋、渗滤液处理、臭气治理、飞灰填埋等作业的投入超过2.8亿元。

 

周超:不论你采取多高的这个治理方式,因为毕竟它是露天作业的,这个垃圾堆体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密实的,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逐步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解说:垃圾填埋场陆续到达填埋上限,深圳市计划逐步放弃生活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争取尽快实现其他垃圾全量焚烧。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冉从华: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二期工程,一期是1200吨,加二期的3000吨,总共是4200吨,只能满足宝安区的70%—80%的处理量,整个宝安区每天产生垃圾大概是在5500吨—6000吨之间,所以说我们每天还有1000吨—2000吨的缺口。

 

解说:宝安三期工程完工后,整个焚烧厂日处理垃圾将会超过8000吨。

 

冉从华:我们三期建成以后,除了全量焚烧宝安区的垃圾以外会适当的帮助深圳市其他地方处理一定量的一些垃圾。如果未来的话,我们在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考虑把这个填埋场的垃圾做一些技术上的筛选,最终把这个垃圾,比如说运输到我们焚烧厂,按一定的比例做一些焚烧和填埋垃圾的消减,这样的工作。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 主任

陈继东:那么我们在今年年底就基本上可以9月份基本上可以实行,全市生活垃圾可以实行全量焚烧,这在全国其他城市是没有的。

 

解说:2019年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长远的发展目标,要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充分、处置安全。深圳也成为了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陈继东:2035年我们预测深圳的垃圾量大概要到35000吨每天,我希望现在通过深圳通过垃圾分类,不再建焚烧厂,通过垃圾分类能把它分类处理掉。

 

杨雷:深圳是非常的认真的,我们没有回头路,一定是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我们相信假以时日,是能做成的。

 

环境史 博士

毛达:当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时候,我们需要了一定社会规范,不光约束我们自己。有时候被打击,我做了,别人没做,这也是一种打击,这个时候规范也很重要,不光是对我自己个人形成一种约束,也是制造一种公平。原来就是不公平,当我们没有约束的时候,很多人做了,做了没有意义了,我付出了我的心血和代价,结果因为其他的人,因为没有强制规定,他也不用负什么责任,这个结果就不好。而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本身,在技术上来讲确实是需要一种协调性的、统一性的这种安排。

 

解说:这天,由政府组织的诸多志愿者调查队来到了小区,询问住户是否愿意“楼道撤桶”。在本次调查的217户居民中,有155户同意,62户反对,赞成比率超过70%。

 

志愿者:你期不期望楼层撤桶,垃圾集中投放?

住户:垃圾集中投放,就是到楼下那边。

志愿者:对,集中分类投放。

住户:反正我是支持垃圾分类的,因为这样的话,对环境保护还是有好处的,那个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分开的。

标签: 
资讯分类: